非营利组织与替代组织形式¶
非营利组织：没有股东，不等于没有激励¶
人并不只有自利这一种动机¶
传统经济理论常把人的效用函数写成只包含个人消费，仿佛人始终自私。经济学家有时把这种设定称为冷静、现实，但它也带有学科分工的色彩：经济学不愿像心理学那样讨论复杂动机。现实中的人当然经常自利，却并非彻底自利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会问自己：“我为什么要积累这么多？我究竟要拿这些财富做什么？我真的需要这么多消费吗？”
非营利部门正是这种复杂动机在经济中的制度化表现。耶鲁大学本身就是非营利组织。这并不表示其中每个人都完全出于善意，而是表示组织没有股票、不派股息，也没有谁能以所有者身份拿走剩余；它在另一套框架下运行。
非分配约束定义了非营利组织¶
按课程展示的 2013 年数据，美国约有 141 万家非营利组织，收入约相当于美国 GDP 的 5.4%，包括志愿者在内的从业人数约占美国劳动力的 10.2%。这还不包括政府雇员；政府部门另约占美国劳动力的 16.5%。13 个有数据国家的非营利就业平均比例为 7.4%；国别数据从以色列的 12.7% 到巴西的 3.7% 不等，富裕国家通常更高。这可能是因为富裕社会中的人不再需要把全部收入用于维持生活，也可能反映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。
非营利组织也是一种事业或企业，但有一项关键差别：非分配约束（non-distribution constraint）。它不能把利润作为股息交给所有者，只能把剩余捐出或重新投入组织活动。它实际上没有可以出售股份、领取股息的所有者，某种意义上是“自己拥有自己”；通常享有免税地位，由董事会任命继任董事。退休者做志愿者看似“为零工资工作”，其实并不难理解：只要已有收入支持生活，继续做有意义的事可能比坐在家里看电视更符合他的效用。一个人退休后坐在家里看电视，迟早会问“我在做什么，这有什么深意”，于是又开始工作，只是不再把工资作为条件。
公民社会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。Aristotle 使用过希腊语 koinonia politike，Cicero 后来译为拉丁语 societas civilis。这里所说的公民社会，是人们超越对个人消费的关注，以善意看待整体社会并从帮助别人中寻找意义。
Darwin 的航行说明私人支持能承担非共识风险¶
Shiller 想到 Charles Darwin：他在 Cambridge 的 Christ's College 学习植物学，并没有沿常规道路成为教授。植物学教授 John Stevens Henslow 认可这个年轻人的探索欲，为他争取资金，让他进行长期航行、收集材料。课堂还提到 Robert Chambers 1844 年匿名出版的《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》：书中以化石等材料讨论漫长演化史，思想大胆，却不够严谨；Darwin 想把问题真正研究清楚。Henslow 本人多少带有宗教或灵性兴趣，也许以为支持研究会带来神学发现。这个项目不是先到议会里证明其价值，再由政府按程序拨款，而是获得了私人慈善支持。Shiller 的语气很直接：如果先要求议员理解一个尚未成熟、又会挑战常识的科学问题，很多重大探索根本不会发生。分散的私人判断因而能承担政府程序不容易批准的非共识风险。
非营利并不排斥薪酬和绩效奖金¶
非营利组织不分红，却仍要与其他雇主争夺人才。课程引用的一项研究称，42% 的非营利组织设有正式的高管奖金制度。即使一个人具有公益心，也会比较不同职位的薪酬；组织同样需要激励员工把工作做好。非营利与营利企业的差异不是“有没有钱和激励”，而是剩余最终归谁、组织以什么使命约束资源使用。
假设一座城镇缺少医院床位，认识的人生病后只能挤在过度拥挤的病房。一个有创业性格的人会问：“为什么还没有人解决？我能不能让它发生？”他可以成立营利医院，召集伙伴并请投资银行发行股票；也可以去本地最大的教堂、寺庙或清真寺，说自己想建医院，愿意用这座宗教机构或一位对信众有意义的圣人命名。后一条路径让整个信众社区聚集在同一事业周围，依靠捐赠而不是股权融资，也把忠诚、陪伴感和社区责任变成组织资源，尤其有助于实现让穷人也能获得治疗的目标。
人的动机中既有社会冲动、群体忠诚和对陪伴的需要，也有囤积冲动。极端时，它会成为强迫性囤积：房屋被从不丢弃的杂物塞满。Robert Frank 的《Richistan》又描述美国富人和超级富人仿佛逐渐成为另一个国家；与此同时，一些创业者反感把任何不平等都视为政治不正确。Shiller 的结论不是美化不平等，而是承认：在一定范围内，用较高回报雇用和奖励有才能的人，让其把能力用于好的事业，可能有实际功能。这里存在一种对囤积本能的节制，也存在对有限不平等之工具价值的承认；问题在于制度怎样约束前者，并把后者引向公共目的。
理解补充｜非营利组织的“利润”去了哪里
非营利组织可以收入大于支出，也可以给员工奖金。“非营利”限制的是剩余索取权：没有股东按持股比例领取剩余。这个约束改变了治理目标，但不会自动消除低效率、内部人利益或腐败。
合作社：一人一票，把消费者变成所有者¶
它可以盈利，但不按资本多少控制组织¶
合作社（cooperative）不同于非营利组织：它可以分配利润，却不按普通股份公司的方式分配权力。最简单的制度特征是“一人一票”，无论成员持有多少股份，每个人通常只有同等表决权。利润也可按成员在合作社购买商品的金额，以年末返还的方式分配。它并非不要利润，而是把服务对象、所有者和治理参与者尽量放在同一群人中。
Rochdale 原则改变了企业的精神结构¶
课程从 1844 年英国的 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 讲起。照片中的创办者都是男性，Shiller 一面提醒当时并不鼓励女性参与，一面注意到摄影术才刚出现，这张早期合影本身也很特别。这个消费合作社经营食品商店，Shiller 甚至半开玩笑地问它是否今天还能进去购物。课程展示的是 1936 年重述的 Rochdale 原则，他没有假装那一定就是 1844 年的逐字原文，而是把它视为早期原则的延续：成员资格应自愿开放，不因种族、宗教、信仰、职业或国籍而受排斥；商品按市场价销售，扣除成本和费用后的利润按购买额返还；个人持股数量受限；无论持股多少，一名成员只有一票。
这样的商店在法律上仍可盈利，精神上却不同于以外部股东回报为中心的公司。它“卖给自己人”，不会把外部顾客当作等待上钩的人，至少制度设计希望如此。利润返还给在这里购物的成员，控制权也平均握在成员手里。1885 年，耶鲁本科生建立过 Yale Cooperative Society，经营后来被称作 Yale Bookstore 的商店；它最终不再以合作社形式存在。Shiller 笑称合作社有一种“失败的奇怪习惯”，随即强调：组织章程和投票结构确实会形成不同运动，但好理念不保证经营能够持续。
经营策略不是利润最大化，而是成员福利最大化¶
课堂问答把差别放到杂货店里：同一种业务既可由营利公司经营，也可由合作社经营，策略会怎样变化？营利商店当然也有动力出售健康食品，但利润率与消费者健康并不完全一致，商家可能用一些无伤大雅却有效的小技巧，让顾客多买高毛利商品。合作社不只要营造“关心你”的外观，而应真的像一位好母亲那样把健康商品摆出来；它也可能少卖成员想吃但不健康的糖果。由此看，它表面上提供的价值反而可能更低：价格更高、选择更少，还可能只能以较低工资维持经营。能抵消这些劣势的是成员对“这是我们的商店”的忠诚和共同决策。
合作社没有在杂货零售中占据主流。Shiller 认为，它们更容易在成员彼此认识、经常交流的强社区中生存；外部广告很难把那种内部信任充分传达出去。非成员也可以购物，但商店是为成员设计的。当学生追问，合作社是否也应开足马力，把年末返还最大化时，Shiller 把问题交还给在场的人：“如果我们现在成立一家合作社，你真的要我只最大化年底给你的股息吗？大概不会，因为你不是为此才加入。”成员可以共同商议并投票决定方向，合作社当然在最大化某种东西，只是那个目标更接近群体福利，而不是纯利润。
理解补充｜一人一票解决什么，又带来什么
普通股份公司让控制权与投入资本大致成比例，便于大规模融资；合作社限制资本控制权，能减弱出资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，却也可能削弱外部资本的投入意愿。两种结构交换的是不同的治理优势。
公益公司：把社会目的写进营利企业章程¶
营利与非营利之间还有制度空间¶
非营利组织和合作社之外，课程介绍了当时正在美国扩展的 公益公司（Benefit Corporation）。美国公司法主要属于州法，因此新的公司形式需要各州分别立法。第一项相关制度于 2010 年在 Maryland 出现；Shiller 先提到已有 11 个州，随即说资料需要更新，当时可能已接近 30 个州。它像进步时代各州陆续采用工伤赔偿制度一样，正处于逐州扩散阶段。
现有公司可以修改章程，新公司也可一开始就选择这种形式。公益公司仍然追求利润，却同时把一项社会或环境目的写进公司章程，因此处在传统营利公司与非营利组织之间。Shiller 把它与进步时代工伤赔偿法的扩散相比：当时一个州接一个州要求公司为员工购买工伤保险；现在又出现一场逐州修改公司法的制度运动。章程的意义在于，董事和管理层不必把所有行动都解释为短期股东利润最大化；实现已声明的公共目标本身就是受承认的公司目的。
Grower's Secret：由公司自己选择公共目标¶
课程举出的 Grower's Secret 是一家肥料公司，使命是帮助恢复地球的 NPK 平衡，也就是氮、磷和钾的平衡。农民大量施肥，雨水把一部分肥料冲入河流，最终进入海洋并长期积累，可能形成环境危害；这家公司试图销售不会造成同类问题的肥料。
有些国家通过一般法律要求所有公司善待社区，美国较少采用这种方式。公益公司的思路不同：不是由政府替每家公司指定同一目标，而是要求选择这种形式的公司提出自己的社会或环境使命，并在盈利的同时追求它。使命会改变公司的气氛和成员对“正确行为”的理解。
这种形式在课程录制时还很年轻，是否成功尚无定论。Shiller 的判断是，未来会出现更多类似创新。金融是一种技术，而技术会随我们对人的认识而改变：人有理性的一面，也有心理偏差、社会归属和道德动机。金融工具与组织章程若能更准确地围绕真实人性设计，非营利、合作社和公益公司等替代形式就可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。
公共、私营与非营利：没有一种形式自动纯洁¶
不同行业适合不同的责任结构¶
各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些惯例：教育比钢铁生产更常由政府经营。原因可能是教育涉及敏感的外部性和人的切身问题，政治责任也更直接。但选择并不只有“政府”与“营利企业”两端，非营利组织位于中间。课堂所在的耶鲁是非营利机构，所在建筑则由曾任 Macmillan Publishing CEO 的 Evans 先生捐赠。社会中的机构可以是政府、营利或非营利，人也会选择不同路径贡献社会；人的动机无法用一个词概括。
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只是形式不同¶
学生问，政府所有的公司是否不会像营利公司那样利用消费者的非理性。Shiller 回答，政府企业可能产生另一种腐败：官员窃取资金并转移到境外，以便政局变化时出逃。私人部门则更可能通过营销歪曲产品信息、利用消费者弱点。这里还需区分两个用法：“公众公司”是股票向公众发行并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，“私人公司”由少数股东持有且不上市；两者都属于私人部门。
Shiller 与 George Akerlof 在《Phishing for Phools》中讨论过专利药。约 1900 年以前，许多国家对面向公众销售的药物缺少有效性监管，商家几乎可以宣称其产品具有任何疗效。若孩子服药后立即死亡，家长也许能起诉；若伤害不那么清楚，假药就可能长期销售。后来建立的药品监管已经不太有争议。课程还提到，当时 Donald Trump 的一名政府提名人主张，药物上市前不应强制验证其有效性；Shiller 把这视为一种较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看法，并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用公众来试验未经证明的药。
这番讨论没有给出“政府一定优于市场”或相反的答案。要点在于比较每种形式最容易出现的失灵，再选择相应的治理、披露、问责和监管机制。
理解补充｜组织形式与监管是两层问题
所有权结构决定谁有表决权和剩余索取权；监管决定组织无论归谁所有都不能越过哪些边界。政府、公司和非营利组织都可能失灵，因此实际制度通常把组织选择与外部监管叠加起来。